斯大林重型坦克（IS）诞生于卫国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但苏联红军正是驾驶着这种坦克攻克了柏林。战后，斯大林重型坦克的各种改进型号，在苏军装甲力量中继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直至上世纪80年代其最后的后裔——T10M重型坦克仍在苏军现役装备的名单上。不过，就是这样一种至关重要的坦克，却并非是一种全新设计，而是以KV重型坦克为基础，进行了一系列演进之后的结果，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呢？
前言
原来的观点认为，苏联军队根据其战术原则提出要求，工业部门和设计局只是照此做出精确地反映文件要求的东西，但从KV坦克到IS-85的这个演变过程或许推翻了这种说法。事实上，如果设计局忽视了战争中的经验，而只是机械地按照军队要求去作的话，最初的KV就会是一种平庸的设计，后来令人惊异的发展潜力也就无从谈起——大概与英国同时代的“丘吉尔”或是“十字军战士”不无区别。可以说，科京及其设计局的行为是武器设计中成功的技术创新的卓越的体现——并有一种超越现实而预见到未来威胁的能力，其KV系列坦克设计就以此为基础。从组织上来说，科京的设计局也有能力这么做，因为他们在设计过程中被赋予了令人惊讶的自由度，那种由大清洗以及对实际坦克战特征认识不足所带来的麻木和无所作为并没有过分影响到他们。结果，在评价未来的技术需求时，科京及其手下的工程师们反而比红军指挥员们更能有效地利用战争中的经验教训。
■ KV-85重型坦克侧视图
实际上，KV-85与IS-85的炮塔是通用的，不同之处在于底盘：KV-85采用了改进后的KV-1S底盘；IS-85则采用了改进后的KV-13底盘。不过尽管比KV-85有所进步，但IS-85坦克仍是一种过渡型的坦克，虽说设计的初衷是用来对付德军重型坦克，但是进入服役后却发现其与苏联当时的需要仍然有一定差距。但不管怎么说，IS-85重型坦克是以KV-13的样车为基础研制出来的。与匆忙出炉的KV-85相比，基于KV-13底盘的IS系列重型坦克是一项更为长期的研究结果，其底盘注定拥有比前者更大的改进潜力，这就为其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较重的“通用坦克”——从剖析KV重型坦克的设计思路讲起
对坦克来说最重要的“三大指标”通常是火力、机动和防护，1940年开始量产的T-34/76正是因为在这三点上取得了很好的平衡，这使其在单项技术并不出色的情况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然，这并不是说该车就是万能的——由于双人炮塔过于狭窄，T-34/76的人机功效就很令人失望。尽管在此后的两年中不断地进行艰难的战时改进，但所有装备76.2毫米炮的T-34仍然严重的受制于两人炮塔的局限，车长和炮长的任务过重，既分散了精力，影响对全车的指挥，又直接拖慢了开火反应速度和及时的规避，结果战斗力始终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也正因为如此，尽管对苏联红军而言1941-1942年的坦克战大都杂乱而没有章法，但拥有3人大型炮塔的KV-1还是比T-34/76显示出了一定的优越性。不过，这种优越性又是一个无心插柳的结果。
■ T-34-76的4辆原型车
首先来讲，KV坦克的出现，更多是由政治而非需求决定的。作为苏联坦克发展史上一位充满了争议的人物，KV重型坦克的设计者科京，并不像T-34的设计者科什金那样是一位有潜力的天才设计师，他只是在恰当的时间与恰当的人一起进入了恰当的学校。科京早年就读于列宁格勒的捷尔任斯基汽车军事技术学院，他在那里受到基洛夫、伏罗希洛夫、布柳赫尔、图哈切夫斯基等党的杰出领导人的注意，不但顺利加入了联共（布），最后甚至还与伏罗希洛夫的女儿结了婚，这使其工程师生涯不可避免地沾染了一层政治权贵的耀眼光晕。1932 年毕业后，历任哈尔科夫工学院设计局工程师、主任工程师、设计室主任、机械化和摩托化学院科研教务部科长。1937 年起任列宁格勒基洛夫工厂总设计师，实质上掌握了苏联坦克研制至关重要的话语权。基洛夫工厂是全苏机械制造工业的“第一巨人”，所以能够以“火箭速度”担任该厂的总设计师显然极不简单。
▲科京
然而这个时候却是苏联坦克工业界的冬天，从尚在鏖战中的西班牙传来的消息看，苏联坦克的表现令人失望，不但参战的BT-5与T-26表现不理想，进而还引起了对红军当时另外两种视若珍宝的多炮塔主力坦克——T-28与T-35的怀疑。
T-35
T-28
结果，不管红军装甲机械化部队将来的路在何方，至少一场全面换装的风向已经被刮起来了，各个设计局开始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番。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到了1938年初，以岳父伏罗希洛夫元帅为强有力的后援，科京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这一年苏联基本建成了两个坦克生产中心：一个是哈尔科夫动力机车厂，新任厂长马克萨廖夫是保持坦克生产线运转的关键人物，但是推动坦克厂产品革新的灵魂人物是新任总设计师科什金；另一个是以列宁格勒为核心的3个厂，即伏罗希洛夫工厂、布尔什维克工厂和基洛夫工厂，3个厂的总设计师均由科京一人担任，领头羊则是他的“老窝”基洛夫工厂。两个“山头”的并立自然也就引起了竞争，不过，单从科京与科什金个人地位的对比来看，天平无疑大大倾向了前者。尽管在个人才华上，科什金这种百年一遇的天材远不是资质平庸的科京所能比拟的，但后者在政治上的长袖善舞却能够决定一切。所以在吸取西班牙内战的教训，为红军装甲机械化部队全面换装的问题上，列宁格勒野心勃勃地打算用自己的设计来满足军方的需求，而哈尔科夫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一个生产厂罢了，况且列宁格勒方面在政治和资源上的天然优势也的确会使这个结果变得毫无悬念——只要其产品还能过得去眼，其时地位正如日中天的伏罗希洛夫元帅自然会极力促成此事，这就是KV坦克立项的最初初衷——政治意味大于红军的实际需求。
但在硬币的另一面，我们也应该客观的看到，虽然KV-1在后世坦克史学家的眼中几近一无是处的废物，并因此成为科京这个“政治总设计师”愚蠢浪费的证明。但作为两次大战间对一系列重型坦克样车尝试的结果，特别是相较之前的T-28、T-35，苏联红军最终在战前决定选择KV-1其实很难说就是个糟糕的决定，至少绝不仅仅只是“过得去眼”而已。事实上，在得知哈尔科夫方面正在绘图板上捣鼓的新设计只是一种增强型的柴油版BT-7后（既BT-7M），列宁格勒方面的对策既自然又简单明了——同样使用一台183厂B2柴油机，在兼顾机动性的前提下，通过深度改进T-28，发展出一种比对手更大、更重、装甲防护更好而火力至少与之持平乃至更高的型号将其彻底封杀。事实上，列宁格勒的作法源于科京对苏联高层心理的深刻理解——在克里姆林宫的权贵们看来，大也就代表着强，大海中是这样，天空中是这样，地面上同样如此。当然，更大更重，自然也就意味着生产成本更高，但对有一位伏罗希洛夫元帅这样的大人物当岳父的科京来说，这并不是个太大的问题。
不过到了1938年3月，来自列宁格勒的人马与哈尔科夫动力机车厂的设计队伍一同出席了军事委员会在莫斯科召开的一个会议，会上国际纵队坦克团负责技术事务的指挥员助理维特洛夫回答了有关在西班牙的经验教训的问题，包括发生在丰特斯·德·埃布罗和特鲁埃尔的坦克战。当他们离开时，列宁格勒与哈尔科夫的两拨人马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红军需要的将是一种通用坦克，比T-26、BT-7那样的轻型坦克装甲更厚、火力更强，比T-35那样的重型坦克机动性更好，既可以用于支援步兵，也可以用于装甲集群作战”。显然，这种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两个“山头”原先各自的方案。然而，由于技术经验不足，尽管天才的科什金脑袋里已经迸发出了革命性创意——倾斜装甲，但哈尔科夫方面还是情愿继续在BT-7M的老框架里打转，先是为BT-7M底盘重新设计了拥有倾斜装甲设计的车体和流线型的炮塔，生产出了被称为A-20的轮履两用坦克样车；然后又在A-20的基础上舍弃轮式行驶能力，生产出了被称为A-32的纯履带式坦克样车，这就是后来T-34/76的直接鼻祖，从某种意义上说，后来被认为是革命性的T-34/76，也不过是BT-7旧瓶装新酒的产物。也正因为如此，为什么后来这种坦克的战斗全重难以突破30吨级也就不奇怪了。但与哈尔科夫的小心谨慎不同，科京领导下的列宁格勒方面却要大手笔得多。
■ T-34-76
其实早在1937年，为了取代哈尔科夫生产的T-35重型坦克，科京既指示基洛夫厂工程师艾尔莫拉艾夫考虑以一台850马力级米库林AM-34V型水冷航空发动机为动力，利用T-29中型试验坦克样车的行动部分和扭杆悬挂系统，设计一种被称为SMK的多炮塔重型坦克方案。此外出于双重保险的目的，科京又在2个月后，指示伏罗希洛夫工厂工程师设计了另外一种被称为T-100的多炮塔重型坦克方案。事实上，SMK与T-100的底盘部分是完全一致的，方案设计也大同小异。SMK“基洛夫”重型坦克主炮塔上装一门76.2毫米主炮，前下的副炮塔内装装一门45毫米炮，乘员7人，战斗全重55吨。T-100“伏罗希洛夫”重型坦克也采用类似的主副炮塔的武器布局，乘员6人，战斗全重58吨，正面装甲厚度60毫米。不过在这两个方案还在绘图板上时，消息灵通的科京就从岳父伏罗希洛夫元帅那里了解到，斯大林可能已经对一切多炮塔坦克感到了厌烦，所以两个方案的进度被刻意放慢了，以待静观其变。（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