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漫长的19世纪”画上了句号，使1914年成为世界近现代史上的一道重要分水岭。从长远来看，俄国革命爆发、《凡尔赛条约》签订、纳粹主义崛起、冷战格局形成……20世纪的诸多重大事件都肇始于此。译林出版社最新出版的《1914：世界终结之年》立足新的文献资料，回望那个充满不安的年代，揭示了当时的世界如何一步步走向撕裂和瓦解。
1914年，德、奥、俄、英、法等国让世界陷入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将造成3700万人死伤，摧毁传统的社会结构，根除古老的政治制度，并开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
战争没有赢家，唯有和平和爱，才是人类永不褪色的主题和坚守。曾任《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的保罗·哈姆拨开第一次世界大战层层迷雾，用关怀的眼光审视这场战争。在《1914：世界终结之年》里，保罗·哈姆从不同国家的角度出发，客观、全面地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故事，从外交活动中的纵横捭阖到西线战场上的血火硝烟，从上层阶级的尔虞我诈到普通民众的苦难哀愁，本书试图回答20世纪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之一：1914何以成为“世界终结之年”。全书共包括《序幕——1914年夏天长长的阴影》《过去的暴政：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00年代》《视而不见与鼠目寸光：1900年至1914年》《权力沙龙里的1914年》《战场上的1914年》《尾声——世界终结之年》六大部分内容，并附有伤亡人数、德国给奥匈帝国的空白支票、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德国对法国的宣战书、普恩加莱对法国议会的演说等珍贵影印资料。有这样的笔力功夫，得益于保罗·哈姆的经历。他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致力于20世纪历史研究，在巴黎政治学院、战争学院等高校任教，著有《广岛，长崎》《越南》等多部政治、战争题材的历史作品，著作畅销多国，广受好评，荣获“联合国媒体和平奖”等诸多奖项。
在《1914：世界终结之年》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对墓志铭的描述。墓志铭，是逝者一生的高度浓缩。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天，抛下世界的喧嚣热闹，回归尘土。然而，战争中逝去的很多人，却连留下墓志铭如此简单的事都无法实现。保罗·哈姆无不遗憾地说：“到战争结束时，有300万军人被列为失踪人员，他们的尸体从未被验明。他们消失在无人区，消失在索姆河和佛兰德、埃纳河和桑布尔河的泥泞中。他们在弹坑中流血而死。他们被埋葬在被炮击的战壕里或地下坑道中。他们淹死在帕斯尚尔被炮弹搅动的沼泽中。他们消失在凡尔登绞肉机中。他们被大卸八块，与土壤混在一起，碎成了渣。身体的各个部位难以辨认。没有人知道这只手或那只脚属于谁，这颗头又曾经长在何人身上。假以时日，没有人会知道他们的存在。如果他们的尸体从未被找到，他们的名字就会作为失踪者被列在纪念碑的墙上：在伊普尔、索姆河、凡尔登、贵妇小径，以及法国和比利时数以百计的公墓。帕斯尚尔的泰恩科特公墓是最大的英联邦战争墓地，安葬于此的11956人中，有3587人躺在没有标记的坟墓里。还有54900名英联邦军人的名字作为失踪者被列入伊普尔的梅嫩门战争纪念馆。法国人、德国人和俄国人也在深不见底的战场之墓中失去了无数的军人。在伊普尔东北的朗厄马克，坐落着西欧最大的无名墓：那里埋葬着24917名德国军人，其中7977人仍然姓名不详，他们中有很多是在‘无辜者大屠杀’中身亡的学生。”
战争坟墓的墓志铭共同讲述了一部人类情感简史。保罗·哈姆还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间里，墓志铭的语气也有微妙的变化。起初，大多数墓志铭倾向于表达失去儿子、丈夫或兄弟的父母、妻子和家人正常的、发自内心的悲痛：“活在所爱之人心中的人永远不死”（帕斯尚尔）；“他没有死，因为像我丈夫这样的男人永远不会死”（维莱布勒托讷）；“我们亲爱的爸爸，我们的英雄，我们想念你”（多边形森林）；“致我们的爱子”（有很多）。人们为这样的死亡赋予了意义。他是为崇高的事业、为自由而死的。他牺牲了自己，让其他人活下去。在这方面，一些墓志铭似乎更多地道出了家人的愿望，而不是军人的实际感受：“他们的光荣，绝不会泯灭”（卢斯）；“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有很多）；“他的牺牲没有白费，永远被所有人铭记”（帕斯尚尔）。而后，墓志铭的调子变得更加黯淡。随着战争的进行，各个屠宰场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墓碑上出现了绝望甚至是蔑视的语气。父母们说他们的儿子是“破碎的”；他们是“迷失的”。或者他们只是被“献祭”了。为了什么？被谁献祭？这些问题盘桓在法国、比利时、普鲁士和波兰的战场上，无人回答。很快，母亲和妻子们以更加强烈的方式表达了她们的悲痛：失去儿子也杀死了她们心中的某些东西：“他躺在远离故土的地方”“身边没有母亲为他合上眼睛”“那颗使他真正勇敢的心静止跳动的炮弹，也击碎了我的心”“母亲”。
如果您曾经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士兵的坟墓旁，想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那么这本书将会非常适合您，如果您想避开诸多专业的军事术语和传统的思维方式，则更是如此。对于数以百万计的男人、女人和家庭来说，1914年是世界终结之年。它是梦想的终结。它是确定性的终结。保罗·哈姆在书中写道：“1914年是统治欧洲数个世纪的古老政权和君主国末日的开始。它们那些日薄西山、难以为继的王国开始走向灰飞烟灭。欧洲的国王和女王很快就将不复存在，除了纯粹的象征作用。欧洲国家的政府再也不敢援引一国之君来证明战争的正当性。欧洲的专制国家为维护其政权而进行的这场战争，最终把它们全都葬送了。革命和改革席卷了德国、俄国和奥匈帝国。1918年，备受德皇珍视的海军发生暴动，他被迫退位。现已是普通公民的威廉·霍亨索伦先生逃到了中立国荷兰，他将在那里过上狩猎小动物、砍树伐木的日子。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第227条要求以‘违反国际道德和条约神圣性之重罪’起诉他，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拒绝支持引渡他。威廉的胡言乱语还在继续：他将两次世界大战归咎于共济会和犹太人。他最后终于看透了，纳粹就是一帮让他以身为德国人为耻的匪徒。他于1941年去世，享年82岁。罗曼诺夫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也以屈辱、暴力的方式倒台了。1918年11月，哈布斯堡末代统治者卡尔一世（作为匈牙利统治者，称卡罗伊四世）发布公告，承认奥地利和匈牙利有权决定国家的未来，并放弃参与国家事务。欧洲最古老王朝之一的哈布斯堡君主国自绝于天下。1919年，奥地利新的共和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将哈布斯堡家族驱逐出奥地利领土，直到他们正式放弃未来所有的君主权力并接受普通公民的身份地位。这个家族花了几年时间才接受他们已非世袭君主的事实。如果这些政权的垮台可以被解释为战争的‘有益’结果，那么问题马上就来了：代价是什么呢？一个更可怕的世界从和平的灰烬中产生了。《凡尔赛和约》使德国陷入贫困和屈辱，实际上是为另一场战争指明了方向。军事指挥官们也认识到，另一场战争不可避免。福煦和鲁登道夫以不同的方式，从《凡尔赛和约》的秘符中预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心生厌恶的下士阿道夫·希特勒也是如此，他将《凡尔赛和约》视为另一场歼灭战的预兆。《凡尔赛和约》促成的德国经济危机直接导致了纳粹主义的崛起，诱使一些历史学家将两次世界大战判定为一个连续体——单独一场长期战争，只是被一场短暂的派对（咆哮的20世纪20年代）和一个注定要失败的德国社会民主实验（堕落的魏玛共和国）打断了。”
在这部引人入胜的全景式作品中，保罗·哈姆以令人回味无穷的写作风格，呈现了陷入疯狂的欧洲以及西线的大规模战斗。他提出了不同于其他许多历史学家的观点，认为所有当时的欧洲大国都应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对战争负责。他坦言：“这场战争结束了生命，摧毁了思想，粉碎了家庭的幸福，并引出了一个流血更多的世纪。它终结了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它撕裂了希望、梦想和感情。男男女女都被麻木无情的日常屠杀所改变。随着杀戮愈演愈烈，并成为生活中的常态，人们适应了它，在它的作用下变得残暴。起初，一些人对如此的损耗和恐怖感到悲伤和愤怒。然而，骇人的杀戮和伤亡名单很快就产生了麻痹效果。还有许多人根本想象不到马恩河或索姆河的实际情况，在战争年代感到很满足，甚至是幸福。妇女赚的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吃人血馒头的媒体大亨和新闻界对这个正在展开的‘故事’兴奋不已；民众与危险如此接近，也感受到了一种奇妙的刺激。”
重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关键战役、重要事件与代表人物；聚焦战争爆发前后的大国角力，全景复盘欧洲各大国的决策过程，追溯战争爆发的根源与推进过程，从地区冲突到欧陆大战，再到世界大战，反思战争对人类产生的深远影响。很多人都说，想要了解今日之世界，需要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而通过《1914：世界终结之年》则可用窥见诸多历史细节，让我们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